“出发。”

马队开始移动。沈云筝站在帐帘后面一直看着他，一直到那匹黑马在晨雾中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。她把帐帘放下，转身走回灶台边。生火，烧水，水开了倒了一碗白水端到桌案边坐下来。水很烫，她吹了吹。岳托不在，没有人跟她抢。

她端起碗喝了一口，烫得舌尖发麻，把碗放下了。

正月二十二，岳托离开两天了。沈云筝在校场弹琵琶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士兵走到她面前站定了。

“沈姑娘，八贝勒让我告诉您一句话。”

沈云筝停下来。“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——‘等我回来’。”

沈云筝的眼泪掉了下来，滴在琴弦上，“叮”的一声。她用袖子擦掉眼泪。“我知道了。”

年轻士兵行了个礼走了。

正月二十五，前线传来消息。后金军在大凌河与明军交战，互有胜负。岳托率正白旗冲锋在前，左腿旧伤复发，被抬下战场。

沈云筝在灶台边听到这个消息，手里的碗滑了下去。碗掉在地上碎了，瓷片溅了一地。她蹲下来捡瓷片，手指被划破了，血珠渗出来。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，把瓷片捡干净扔到帐外。

“范先生，他的腿怎么样了？”

“军医说，骨头没事，韧带又伤了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“比上次轻。”

沈云筝把手指从嘴里拿出来，伤口还在往外渗血。“他还能打仗吗？”

范文程沉默了一下。“能。他还要打。”

沈云筝没有再说，去灶台边把药膏拿出来，递给范文程。“范先生，麻烦您把这个带给八贝勒。”

范文程接过药膏。“沈姑娘，你自己保重。”

正月底，岳托离开十天了。沈云筝收到了岳托写来的信。写在草纸上，字迹很潦草——“活着。腿疼。想喝奶茶。”

沈云筝把这十个字看了三遍。活着——他还活着。腿疼——他的腿在疼，她在盛京，隔着那么远的路，不能帮他换药，不能帮他按摩，不能在他疼的时候握着他的手。想喝奶茶——他想她了。沈云筝铺开信纸，拿起笔。用满文写——“活着就好。腿疼就歇着。奶茶等你回来喝。”

她把信折好交给信使。

二月，草原上的风开始变了。不再是冬天那种刺骨的、像刀子一样的北风，是春天来临之前那种试探性的、忽冷忽热的风。今天吹南风，暖和一些，明天吹北风，又冷回去。沈云筝站在营门口看着东边的路，路还是那条路，土路，被雪水和车辙碾压得坑坑洼洼的。岳托还没回来。

二月初五，范文程送来了一封信。沈云筝拆开信，字迹比以前更潦草了，有的地方墨洇开了看不清楚。她辨认了很久——“活着。大凌河还没打下来。腿好多了。别担心。”

沈云筝看着“别担心”三个字，他说别担心，她更担心了。她不知道“好多了”是多好，不知道“还没打下来”是还要打多久。

二月初八，沈云筝在校场弹琵琶的时候，一个老兵走过来在她旁边站定了。

“沈姑娘，我能跟您说句话吗？”

沈云筝停下来看着他。“你说。”

“我儿子在正白旗，跟着八贝勒在大凌河。”

沈云筝看着他，他的脸上全是皱纹，头发花白了。

“他昨天托人带信回来，说八贝勒的腿又伤了，但还在撑着。他说八贝勒不撤，他们就不撤。”

沈云筝的手指在琴弦上停了一下。“你儿子叫什么？”

“□□。”

沈云筝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。□□，蒙古语，意思是英雄。“他会回来的。”老兵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。

“沈姑娘，您说他会回来，我就信。”老兵行了个礼走了。

二月十二，沈云筝收到了岳托的第二封信。这次写在布上，白色的棉布，边角很整齐，是用刀裁过的。字是炭写的——“腿不疼了。大凌河快打下来了。你生日我没送你东西。回去补。”

沈云筝的眼泪掉在布上，把“补”字洇湿了。她用手轻轻抹了一下，炭粉散了。她用手指蘸着炭粉在布上写了一个字——“好”。她把布叠好塞进“云雀”的琴腹里。